——论黄慎人物画的自我表现

翁振新

     纵观黄慎的人物画，特别是写意人物画，我们就会感觉到，他笔下的形象多是比较犷悍、奇倔、近乎狂怪的，“笔意纵横排奡，气象雄伟”(窦镇：《国朝书画笔录》)，蕴含着一种不甘屈服而又深沉感伤的人生感慨，表露出异常强烈的美学性格，这是画家独特个性的物化，“这种将题材、对象、笔墨统统作为表现主观心情意绪的工具……是对那个黑暗社会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抗和揭露”(李泽厚：《美的历程》)。

    黄慎，字恭寿，号瘿瓢山人，福建宁化人，为清代“扬州八怪”之一，他的绘画以人物为主，山水，花鸟亦无不精妙。在“扬州八怪”中，他的人物画成就最为突出，除了作写真肖像外，反复描绘的有渔教、田父、钟馗、麻姑、寿星、落拓文人以及贫僧、乞儿等，尤以李铁拐画得较多。  
 
    李铁拐是道教全真教派的“八仙”之一，或称“铁拐李”。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载：李铁拐“常行丐于市，人皆贱之。后以铁杖掷空，化为龙，乘龙而去”。又传说他得道后，因神游回来，其肉身误为徒弟火化，“失魄无依，及附以饿莩之尸而起，故其形跛恶耳”(清褚人穫《坚瓠秘集》)。李铁拐的形貌蓬首垢面，坦腹跛足，衣衫褴褛，脚穿芒鞋，手拄铁杖，一付放浪形骸的乞丐相，但是心地喜良，疾恶如仇。据文献记述，全真教教旨以“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其教徒“衣絮带索，面垢首蓬”，“涧饮谷食，耐辛苦寒署，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轻财仗义，济人之急。这些特点集中反映在其教的“八仙”，特别是李铁拐身上。

    从黄慎的《蛟湖诗钞》可以看出，黄慎是不相信道教的，他认为“丹经难复少年春”，因此“诗成却笑求仙客”(黄慎诗《书怀》)，然而对道教的神仙李铁拐却倍加赏识，颇为耐人寻味。

    据传，当乾隆年间“瘿瓢之名满天下”时，乾隆皇帝游江南来到扬州，御旨黄慎当场作画。黄慎生性疏放，就操翰挥洒，画了一幅《李铁拐》，乾隆皇帝看了黄慎的画，又仔细打量了这位落拓的画家，讥笑黄慎：“你这个人就跟乞丐差不多样子，难怪画出这样讨吃相的画来。”

    其实，这种外在的“寒伧”并不是黄慎的内在特质。依循着黄慎的自述及他友人的描述，我们倒可以粗略了解黄慎的形象和品格。黄慎的朋友许齐卓在《瘿瓢山人小传》中说：“山人心地清，天性笃，衣衫褊迁”。郑板桥在黄慎的山水册首付页上题“瓢笠芒鞵领略多”。黄慎也在《即串》诗中自云：“一筇一笠一瘿瓢”。可见，黄慎长年浪迹江湖，也是衣着不齐，脚著芒鞋，腰系瘿瓢，手拄用“筇”做的拐杖的行乞相，颇似李铁拐。的确，黄慎一生过着动荡不安的漂泊生活。在黄慎的少年时代，本来就很清贫的家庭，历遭饥荒，瘟疫、父丧母病、两妹相继夭折等天灾人祸的摧残，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青年时代，黄慎在外十年的习画、卖画生活也几乎与乞丐一样，“十年客类打包僧，无怪秋霜鬓鬅，历尽南朝多少寺，读书频借佛龛灯”(黄慎诗《江南》)，以后亦多闯荡江湖，仆仆在外，过着卖画的贫寒生活，就是成名之后也仍是“我徒执诗书，一家尚八口；兀兀以穷年，西驰复南走，丰年儿啼饥，道在形吾丑”(黄慎诗《田家》)。他在流离颠沛的生活中，历经苦难，始终身居社会底层，因而理解、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抨击“天地晨昏黑，日蚀昼无光”(黄慎诗《感怀》)的黑暗社会，立志要“大铺天下谢寒士”，希冀人们能有“管鲍分金”(黄慎诗《行路难》)的情谊。他在扬州卖画时，普通百姓请他作画，“虽担夫竖子持片纸，方逡巡不敢出袖间，亦欣然为之挥洒题署”，而对“贵人”，“当其意有不可，操缣帛掷重乞请者，矫尾厉角，掉臂弗顾也”(许齐卓《瘿瓢山人小传》)。  

 　　由此可见，黄慎的外观衣着及其屡屡画李铁拐，一方面是出于对李铁拐品格的敬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吐露自己的心灵和品行。他往往没有把李铁拐画成超凡的神仙，而是使他脱去“仙风道骨”，寄迹于人间。李铁拐既是现实生活中贫苦人民的化身，也是画家本人的形象，思想，性格在画中的投影，是画家的自我表现。事实上，黄慎笔下的许多人物，如贫僧、渔翁、田父，纤夫、樵子，落拓文人等，多带有画家的影子，或多或少打上了画家个性特征的烙印。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文品出于人品”。法国理论家布封说：“风格即是人。”黑格尔说风格“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这里的“人格”就是人的个性。个性，在心理学上是指个人稳定的心理特征(如性格、兴趣，爱好等)，即在个体身上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的总和。艺术家的个性、品格和思想作风必然会体现于艺术作品之中。“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事云沉寂，故态隐而味深”(刘勰：《文心雕龙》)。宋米友仁说：  “画之为说，亦心画也。”有价值的艺术品所反映的归根到底还是画家所经历和感受过的人生，是画家自我的深刻体现。换言之，艺术晶越具有强烈的画家个性特征，就越有独特的风格，越有独特的美感价值和艺术魅力。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的艺术“怪”就怪在自我表现的个性化。

    黄慎的个性极为突出。清人沈儋说：“我友黄大痴，最爱是疏狂。”(刘纲纪：《黄慎》)“疏狂”可以理解为疏放与狂狷。《论语·子路》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狷是与中行，即中和对立的。狂者进取，狷者狷介，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黄慎的“疏狂”个性正是狂狷和疏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性脱落，无城府，人多喜从之游”(《蛟湖诗钞》，雷鋐序)，热情旷达，另一方面“性耿介”(《蛟湖诗钞》，陈鼎序)，不肯苟合于世。
   
人的个性是一个有着矛盾因素的统一体，这种矛盾性的产生来自人与现实的对立，它推动着个性的发展。同—社会，同一时代，同一阶级的艺术家的不同个性特征的产生与发展，固然有他天赋的气质的原因，主要还是由艺术家生活经历的特殊性来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的真实个性往往是在饱经人生困顿、世情艰难，从而深感哀怨苦痛的时候才充分地显露出来。正如清沈德潜在《姜自芸太史诗序》中所说的；  “大抵遭放逐，处逆境，有足以激发其性情，而使之怪伟特绝，纵欲自掩其芒角而不能得者也。”

    黄慎一生一直是郁郁不得志的。“慎之寄于画也，非慎志也”(《蛟湖诗钞》，马宋祖序)。习画，并不是他的初衷。由于生活所迫，他未能进入仕途实现自已的抱负，而走上卖画道路，所以他痛感“此生足可惜，此志何能偿”(黄慎诗《感怀》)。清贫和不遇使他这个“东海布衣”与市井平民、失意文人等有较多的接触，他和下层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有了共鸣，甚至产生了“悔不事躬耕”(黄慎诗《田家》)的念头。画家本身的失意、清贫以及他对下层人民困苦生活的同情，使他愤世嫉俗，落拓不羁。他在《扬州元日》诗中说：“人间如蚁磨盘忙，我亦纷拿梦里狂。觑破世情为冷眼，趁逢花事作欢场……”正是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对权贵，名利的漠视，使他的狂狷性格得到发展，以致发出“黄犊恃力，无以为粮。黑鼠何功?安享太仓”(黄慎诗《杂言》)的呐喊。但是，他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可能为下层人民找到出路。他的美好愿望和全面发展个性的要求被不合理的现实所压抑，精神要求的无限性与客观条件的有限性的尖锐对立使他陷入难以排解的痛苦之中。于是他把全部心绪都融注到艺术中去，一方面为了谋求生存，无可奈何地为人作画写字，另一方面在艺术创造中，他的个性要求得到实现，升华为艺术个性，把胸中的磊磊不平之气释放于笔墨之中。他在艺术创造中找到了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乐园，求得精神的解脱和心灵的慰藉。他把自己经历和观察到的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内心的忧愁，悲愤，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反映到作品中。因．而他的人物画渗透了自己的“疏狂”性格、特质，思想，带有悲凉苦涩的自我意识。例如他在《采药老人图》中，描绘一老者席地而坐，低头沉思，脸上带着淡淡的哀愁。无论“笠重吴天雪”(题画诗中句)的冬天或是“鞋香楚地花”(题画诗中旬)的春天，老人翻山越岭采药谋生，仍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所以画家发出了“自愁天地小”(题画诗中旬)的喟然长叹，在《西山招鹤图》中画家通过一个仰天挥手，招鹤归来的老者形象，寄寓他蔑视官场利禄，宦海沉浮，而我行我素的情怀。而《苏武牧羊图》则表现了画家内在矛盾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感情。在黄慎的诸多人物画中，我们与其说是看到画中具体人物的活动情态，不如说是看到画家袒露的人格和气质。

    “我亦纷拿梦里狂”。黄慎的自白在《醉眼图》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露——李铁拐靠在空坛上酩酊大醉，天真放浪的外在形象掩饰不住内心的矛盾和苦楚。联想到另一幅他多次描绘的表现“寒儒”的《醉眼图》中的题画诗：“不负青天睡这场，松荫落尽尚黄梁，梦中有客刳肠看，笑我肠中只酒香。”我们似乎感觉到画家本人在苦笑，在呻吟。当画家“大铺天下”的理想幻灭后，对封建恶势力的抗争与对人生的“遁世”，“退隐”等复杂心绪交织在一起，他试图以颠狂来超脱现实的困扰，逃避内心的不安，“不如痛饮且为乐，莫待酒阑花落，行路风凄凄”．(黄慎诗《行路难》)，因此他常常。“一瓯辄醉，醉则兴发，濡发舐笔，顷刻飒飒可了数十幅”(许齐卓《瘿瓢山人小传》)，在如痴似狂之中显现出真实的自我。

    历史上以狂著称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唐代大书法家张旭，人称张颠，醉酒后以头濡墨写字，明代画家徐渭先后自杀达九次，甚至疯狂中打死妻子。然而黄慎个性的“狂狷”的一面并没有发展到悲剧性的疯狂，“疏放”的一面起了互补、调节的作用。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不甘屈服于邪恶与贫困，无论经受多少磨难，心中郁积多少悲愤，也泯灭不了他酷爱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情，他的内心不无矛盾，有时忧愁愤懑，有时开朗乐观，有时不平则鸣，有时随遇而安，但他终究看到人生中还有美好的东西。他经常兴起思乡之情，向往“一抹断烟杨柳处，好锄明月种春蔬”(黄慎诗《归里》)的村野田家生活，他对朋友坦诚真挚，特别是与“扬州八怪”郑板桥，李复堂等交往甚密，志同道合。美好的东西有时可以舒解他精神上的困惑、痛苦，而使他内心产生通达乐观的“放”，他一生不图官品俸禄，“一切利禄计较，问之茫如”(许齐卓《瘿瓢山人小传》)坦荡真诚，就必然会体现出“心地清”的“疏”。

    如前所述，画家的个性决定于他个人特殊的生活条件。但是这种生活条件不可能超越整个社会、阶级的生活条件。黄慎不可能脱离时代、社会而独立存在，他的自我表现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反映了时代与生活的真实。  “扬州八怪”从总体上讲，是属于文人画范畴的。文入画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强调画家主观心绪的表达。但是黄慎及“扬州八怪”其他画家和一般文人画家有所不同。一般文人土大夫画家大多脱离生活，迥避社会矛盾，局囿于个人狭小的圈子里，在笔情墨趣里寄托自己“胸中之逸气”，特别是元代以后大量末流文人写意画陈陈相因，无病呻吟。而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与当时称霸画坛的“四王”复古势力相抗衡，重视绘画应以造化和万物为师，同时主张抒发画家胸中情感，在表现方法上突破传统的窠臼。黄慎的坎坷遭际形成的爱憎意识和强烈个性，促使他对现实生活不会漠然处之。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雍正、乾隆时期的所谓“盛世”，外表的繁华无法掩盖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黄慎无意为封建统治者点缀“升平”。他“爱看古庙破苔痕，惯写荒崖乱树根”(郑板桥《绝句》)，着意反映荒乱破败的社会真相，他把人物画表现的兴趣指向渔翁，群乞，纤夫，贫僧，市井平民，穷苦知识分子等。毋庸讳言，他以卖画为职业，为了迎合买主的需要，以求卖画糊口，他也画了许多神仙，寿星，麻姑，佛像等，宣扬封建意识，迷信思想。尽管这样，他画的不少神仙、佛像、文人、仕女等还是渗有下层人民的精神气质的，这些形象不是那么甜美，内含着抑郁，烦闷和感伤。在黄慎之前，像他这样大量地以同情的笔触反映下层人民的人生世态是没有的。与梁楷，徐渭、乃至陈老莲相比，黄慎高出一筹之处在于他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开辟了人物画的审美新境。在正统的封建士大夫眼里，黄慎的画不是正宗，而是特别“俗”。这种所谓“俗”是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包容了浓厚的人生意识。黄慎的艺术变革除了自身长期孜孜不倦的努力等因素外，无疑受到了“扬州八怪”其他画家的影响。但是即便在“扬州八怪”中，他也是独到之处的。“扬州八怪”多数画家主要寄情于山水，花鸟画，黄慎也画山水。花鸟，但更多是以更贴近现实的人物画反映自己的心声，而且他的人物画有一种怪中见美的特殊趣味。

    黄慎的人物画造型有所强调，夸张，比较怪特。他年古时画了很长时间的“揭帛传真”的肖像画，造型能力是很强的。他画中的人物形象已不是生活原型的简单再现，也不是文人士大夫单纯的笔墨游戏，而是客观体验和主观感受的混合体。他自称“写神不写貌，写意不写形，”这与郑板桥对他的评价“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是一致的。“神”，“意”，“真魂”意味着他的人物形象包蕴着画家本人的个性、情怀。这种造型意识造就出与传统美学思想的“中和”之美相悖的“怪特”之美。宋代刘道醇在《宋朝名画评》里提出“六长”的审美标准：“所谓长者：粗卤求笔一也，僻涩求才二也，细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无墨求染五也，平画求长六也。”这种“狂怪”为美的美学趣味是对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的偏离和补充。历史上有叛逆，革新思想的画家，从五代贯休、北宋石恪，南宋梁楷到明末陈老莲等都在追求这种怪中见美的艺术风貌。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黄慎人物画从工笔到写意，直至狂草入画形成大写意的演变，也与自我表现的深化息息相关。他早年的画风效法上官周而倾向于端庄谨严，工致细密的工笔画。这显然不能满足他对现实的喜怒哀乐强烈情感的抒发。后来他选择了更自由，概括，洗炼，粗细结合的写意画形式。艺术形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它不只是为了表现内容的需要，本身也积淀着画家的特殊心理、个性、情感。写意画的意象特征决定了它特别注重画家主观意绪的抒发，它的线条，墨色不仅表现审美客体的形体结构，也表现审美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例如徐渭一生穷愁潦倒，几度自杀，他的水墨写意画落墨狂放恣肆，那动荡不安的线条是他积忧佯狂，喜怒无常的感情倾泄，而冷逸惨淡的墨色，又是他心灵深处痛苦的呻吟。一般文人画家在仕途失意，人生受挫之后，多是转向从宁静中寻求自我解脱，因此其画多追求“恬淡”，“中和”，“清新”等空灵淡泊的美学趣味，表达一种消极超然的人生态度，而黄慎的“疏狂”性格，动荡不宁的自我意识驱使他采取比较激越、放纵的直抒胸臆的写意画法。他以浓墨健毫，酣畅淋漓地挥写，正是“笔一枝，墨一斗，兴酣笔跃墨亦走，笔有神，墨无痕，山重水复蛇龙奔”(钱湄寿《潜堂诗集》)。这种写意画法与早期的工笔画相比，以一种纵恣豪放，险峭奇倔的气势给人以震撼，是极具生命力的。而当黄慎以狂草式书写入画时，他的个性张扬和情感发挥几乎达到了极致。诚然，黄慎也有些作品不免因奇失正，流于潦草粗野。不过，就他的多数作品而言，他在激情冲动中不失理性的冷静，既发挥个性，又节制个性，并没有进行无所制约的自我表现。比如：以造型来说，他并不脱离对象的具体的真实性，他的人物形象有些怪特，但没有走向极端以至于无中生有的狂妾背理，在笔墨处理上，他也不是一味横涂竖抹，像画李铁拐这样的人物用笔往往粗放中带有涩味。而画仕女，则用笔比较流畅。因此，潘天寿先生赞誉黄慎的画“于犷悍中见遒练，豪纵中见谨严”。

    概而言之，黄慎的人物画在直面人生社会的同时，重视画家主观自我的作用，他的人物画有着开拓意义，虽然曾经被称为“搅扰”画坛的祸水，被贬为“怪”，“俗”，但是其独特的美学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稿，十二月修改。